告诉孩子如何分辨玩伴和杀人凶手
放养孩子 第一诫
不该担心时不必担心：告诉孩子如何分辨玩伴和杀人凶手
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
那是为人父母者遭遇的最混乱的场合之一。在那样的场合下，你必须快速作出决定，越快越好。
12岁的伊莎贝尔是我的朋友杰夫和苏的女儿，她刚刚跟同学们排完一场话剧，要跟“剧组”的30多名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起去附近的连锁店吃冰激凌。这简直就是奥斯卡颁奖宴会的微缩版，也难怪伊莎贝尔10岁的妹妹凯特琳也缠着父母一定要跟姐姐去。
凯特琳的父母同意了，而且他们答应帮忙照看凯特琳的朋友—另一位10岁的女孩，这里姑且称她为“小M”。
苏有事情要离开一下，所以杰夫开车把三个女孩送到冰激凌店，给了她们足够的零用钱，告诉她们他半个小时后就会回来。
就这样，小M没有按计划被直接送到凯特琳家里，而是跟凯特琳一起坐在冰激凌店里大快朵颐，旁边还有几十个她或多或少了解的孩子，大家都很开心。她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所以就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正在冰激凌店里。
“什么？！”小M的母亲尖叫起来，“你在哪儿？就你一个人吗？”她重重地挂了电话，然后立刻拨通了苏的电话，愤怒地质问她：“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在孩子参与的计划有变时，我当然很愿意接到电话通知。不过，这样的通知或许会让我有些不爽，却不会陷入像小M的母亲那样歇斯底里的状态。小M的母亲一挂断电话，立刻冲了出去，驾车驶往冰激凌店。她硬是把自己的孩子拽到了门外，把凯特琳一个人留在了那里，并且她还对周围的孩子和家长们大嚷：“这绝对不是我抚养女儿的方式！”
的确不是！她的方式只会把小M变成一个娇生惯养、依赖性重、整天幻想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危险、找不到一点乐趣的人，就跟她自己一样。（这也是我在故事里对所有人物使用化名的原因。我可不想让她变得更加神经质。）
我的两位朋友事后给她发了好几封邮件道歉，但她却一封都没有回复。或许在她看来，苏和杰夫所做的事情，简直就等于把她的女儿独自丢在荒郊野外，周围不仅有野狼和毒蛇出没，还有胡子拉碴、鬼鬼祟祟的男人到处游荡，他们一只手拎着酒瓶，另一只手握着斧头。
小M的母亲认为，在那个“无比恐怖”的傍晚，她的女儿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只能归因于极度的幸运。她还认为，她所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名母亲应有的正常反应—确保她10岁的女儿不管身在何处，都时时刻刻处在她所认同的成年人的监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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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和苏怎么胆敢私自更改计划，让她的女儿未经她同意就进了冰激凌店？居然事先连她的意见都不征求？她既没有机会检查店里的菜单，看哪些甜品才算是安全且有营养的，更不清楚女儿可能会和什么样的人说话，并且女儿在店里的时候很有可能要上厕所，谁知道那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参考前面描述的“胡子拉碴男”。）
我之所以举出这个例子，是因为在今天，确实有很多父母完全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分析风险。他们把让孩子自己走路上学与让孩子穿越战场火线混为一谈。当他们想象孩子骑车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时，总会想到孩子会如何被刹车失灵的载重卡车撞到。让8岁或10岁的孩子在公园里跟同龄的孩子玩，旁边没有大人看管，简直就像在孩子口袋里塞满肉丸，然后再把他们推进海洋世界饲养鲨鱼的水箱一样危险。
在他们看来，哪怕一点点风险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否则必然酿成惨祸，就像新闻和法制类节目里经常报道的那样。他们唯独没有想到，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永远没有机会遭遇任何风险，这件事情本身恰恰就是最大的风险。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喜欢让孩子遭遇风险。我讨厌这样的情况，没有必要的风险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看来，孩子不戴头盔就骑车出门，简直就像乘坐舱板到处是破洞的翻滚过山车一样。我要求孩子坐车必须系安全带，几乎已经到了偏执的程度。至于专用的儿童座椅，更是在我两岁的时候救过我一命，当时我乘坐的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失控，旋转着冲出了护栏。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法规要求儿童乘车时必须使用专用座椅，多亏我的父母在安全方面的周密考虑。安全确实非常重要，但如果我们努力想让孩子在生活中永远不会遇到任何风险，那孩子永远都无法长大，甚至不能跟小伙伴一起坐在店里吃冰激凌。
父母眼中的“危险世界”
如果“冰激凌店事件”仅仅是一次偶然事件，那这本书写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那讲的只是一位过度担心的母亲而已，有谁会在乎她呢？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的许多父母都像小M的母亲一样，把外面的世界想象成一片处处充满危机的丛林，决不让孩子踏足其中。
尽管他们有时也会感到遗憾，但仍然会把孩子禁锢在狭小的“牢笼”之中。曾有一位女士写信告诉我，她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去门口的邮筒取信，尽管他们一家生活在宁静的亚特兰大乡下。在她的观念里，哪怕是从家门口到路边的邮筒之间也可能会发生意外，这都是她所不能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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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父亲告诉女儿，他要跟随她一起出去郊游，确保她不会遭遇任何意外。为什么呢？他难道有能力阻止大巴翻到沟里吗？
还有一位新泽西州的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在我让自己的孩子伊兹独自乘地铁的事情成为焦点之后来采访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做如此疯狂的事情。他说他非常爱自己的儿子，所以要保证儿子的绝对安全，绝不允许8岁的儿子在外面打篮球，哪怕是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行。“外面的变态狂实在太多了！”这是他的原话。
没错，这个世界上确实有不少变态狂，其中有些人甚至是电台主持人。确实也有些传统意义上的变态狂—恋童癖患者、杀人凶手和暴露狂。尽管并不那么美好，但变态狂的存在确实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过，许多父母似乎完全无法理解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的变态狂并不比我们小的时候多。
这一点似乎很难让人相信，但这的确是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在美国，这样的统计是由 “针对少年儿童犯罪研究中心”（Crimes Against Children Research Center）进行的。中心的建立者是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教授大卫•芬克尔霍（David Finkelhor），据他说，美国的暴力犯罪率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达到高峰之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其中也包括针对儿童的性侵犯案件。他还说，尽管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街头或许比今天要安全一些，但今天的孩子们遭遇暴力犯罪的概率，绝不比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小时候的高，无论我们是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还是90年代长大的。
所以，尽管许多父母会用“我很想让孩子享受像我自己那样的童年，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作为借口，其实这一借口并不成立。
时代并没有变，至少在针对儿童的犯罪率方面没有。事实上，这样的案件本来就极少发生，所以案发率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更何况手机已经普及，任何人如果看见有孩子被装扮华丽的小丑骗上一辆塞满气球和玩具的小货车，都会马上打电话报警的，所以今天的孩子们很可能比我们小时候更加安全。
问题其实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总是以为孩子比我们小时候更容易遭遇危险。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这种恐惧感，找出其中不合理的地方，以及这种恐惧感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因。不过，你可能和我一样，有时候翻开一本书之后只会阅读最前面的一两章，然后就把书扔在一边“忘掉”，或是“不小心”把书丢在公交车上，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你，我们完全搞错了。我们的孩子具有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强的能力，并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也比我们想象的安全得多。我们总是为那些虚无缥缈的危险而担忧，尽管这些所谓的“危险”其实几乎不可能发生（例如因牙龈手术事故而死亡）。
圣路易斯儿童医院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医疗中心之一，医院主任F•塞申斯•柯尔博士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所描述的情况：“问题在于，人们总以为其他孩子遭遇到的风险，都会百分之百地在自己孩子身上发生。”
他的意思是，当人们听说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起孩子掉下婴儿床而摔死的事故时，马上就会以为自己的孩子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当听说别处的某个孩子感染一种极其罕见的疾病时，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的孩子也很有可能感染同样的疾病；当听说有孩子在停车场里被拐走时，他们会觉得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己的孩子，尽管这样的事件实际发生的概率非常低，常常被统计学家归为“小概率事件”，也就是“基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的案件完全不会发生，或是否认那些被拐走的孩子有多么不幸。我的意思只是，因为这样的案件发生的概率实在太低了，所以简直是无法防备的，就像你无法防备自己被从天而降的陨石击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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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的父母们在各路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都以为自己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尽量避免这些原本就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成为现实。“但如果你真的那样生活的话，”柯尔博士总结道，“那你就永远都不可能去上厕所，否则万一被马桶里的什么东西抽下去就糟了。”
又是厕所，但是柯尔博士绝不是在开玩笑。他是那种60岁出头、满头白发的“典型”的医生，他真该开办自己的电视专题节目，因为他的形象实在太合适了。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的孩子的父母来找他，咨询究竟该如何应对那些几乎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危险。即使柯尔博士告诉他们孩子其实很安全，他们也不相信，甚至要求博士用核磁共振或其他科学手段来“证明”这一点。这样的父母会严格限制孩子的饮食，尽管博士已经告诉过他们，饮食结构其实对孩子健康的影响非常小。
当然，孩子们受到限制的绝不仅仅是饮食。由于恐惧的缘故，我们一直都在对孩子们的生活进行越来越多的限制。我们不允许孩子独自上街（会被车撞到），不允许他们去没去过的地方（会遇上变态狂），不允许他们在公园里（那里也有变态狂）或是树林里（跳蚤会传播疾病）玩耍、爬树（会摔下来）、游泳（会淹死）或是玩泥巴（会陷进去窒息而死）。事实上，今天孩子们的生活确实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40年前，美国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走路或骑车去学校的，而今天只有10%左右的孩子会这样做。有70%的母亲承认她们小时候经常在外面玩耍，但只有31%的母亲允许自己的孩子这样做。无论是在大街小巷，还是在路边的草坪上，孩子们的身影都越来越难看到了。
父母对危险的恐惧感来自哪里？
那么，父母的恐惧感究竟从何而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的人们需要比过去更加辛苦地工作，所以我们都不认识自己的邻居。市场上充斥着各种用来“保护”孩子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所针对的“危险”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例如专门用于超市购物车的衬垫，用来防止孩子接触到购物车内的细菌。
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非同寻常的恐怖事件上（如某个在乡间小路上被谋杀的女孩子），却忽视了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那些每天从学校走路回家，却从来没有被谋杀的女孩子们）。这是人类心理的基本特性。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有益的”文章还在指出各种活动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的危险，从光脚跑步（真菌感染）一直到放风筝。“放风筝一定要在晴天进行，以免遭到雷击。”这就是其中某杂志的一篇文章的原话。或许在树木被连根拔起、龙卷风裹着浓密的乌云逼近的时候，我们确实不应该让孩子出门放风筝？真要感谢那篇文章的伟大作者，您真是太睿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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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恐惧，恐惧。我们心中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滋生恐惧感，而社会各界似乎也认可和接受这一点。许多学校在组织学生外出郊游之前都会召开家长会，解释孩子们要去的地方距离医院有多近。至少，我们的孩子就读的学校是这样做的。回家后看到的是“下水道里的杀手”这类耸人听闻的电视节目的主题，其实内容只不过是解释厕所清洁剂不适合饮用。要么是“你的邻居可能是个变态狂”的节目（但他更可能不是）。还有“饮料里暗藏的危机”这类标题（一片柠檬，外皮上沾着细菌，真是件恐怖的事情，就跟其他事情一样）。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这些父母确实应该时刻小心，避免孩子遭遇任何危险，无论危险发生的概率有多低。结果就是，我们的孩子什么都干不成。
一位医生曾给“放养孩子”博客写过这样一封邮件：
我们住在纽约州的阿兹利（Ardsley），一座漂亮的小镇。我每年要缴两万美元的税，为的是给孩子们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教育。有一次，我让8岁大的女儿自己骑车去她的朋友家，途中经过两个十字路口。从我妻子的反应来看，我这样做简直是犯下了滔天大罪。附近别的孩子的父母也觉得我这样做简直太疯狂了。的确，如果女儿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我肯定会痛心疾首的。但这难道能成为我限制孩子人身自由的理由吗？我的母亲在46岁时因为被醉酒的司机撞倒而去世，我的姐姐在24岁时死于癌症。我本人是一名急救科医生，几乎每天都要抢救因各种各样的事故而受伤的人。因此，我想我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说，我确实了解这些事故有多么可怕，会给人们带来多么严重的伤害。然而，我不能允许这样的恐惧感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总是尽可能让孩子们享受跟我小时候一样的自由。我9岁时就自己骑车上学，初一时就开始自己坐火车。我的选择是给孩子自由。
真是个心明眼亮、懂得拥抱生活的人。我在此祝他一生幸运，也祝你一生幸运，亲爱的读者，因为你很可能会踏上同样的道路。希望你在说服你的伴侣和朋友们接受你的观点时，也能同样幸运。
你真的需要这份幸运。
真实的世界
社会究竟怎么了？我究竟怎么了？
一位“放养孩子”博客的读者这样写道：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有一个13岁的儿子和一个11岁的女儿，我为自己曾经的偏执而感到羞耻。新闻上总在说哪里的孩子被绑架、被强奸甚至被吃掉，让我心中时刻充满恐惧。我自己在7岁时就开始每周独自乘公交车去教会学校，中间还要换车。那时我经常跟小伙伴们在城里玩耍，去哪里都可以，只要天黑前回家就行。那时我们当然不会带手机！可是今天，每当我目送自己的孩子跟他的朋友们一起走路去学校时，总会觉得提心吊胆，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了一样。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我究竟怎么了？我自己无论去哪里都不会感到恐惧，但我连让孩子自己走路去商店买东西都不敢。我居然允许社会把自己变成了这样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羞耻。没错，外面的确有坏人，但并不是到处都有。我需要克制自己的恐惧感，越快越好，免得我的孩子们变成胆小如鼠、不知所措的人。假如我们不懂得给孩子们足够的空间，只会让整整一代人变得神经质，我要努力改变这一点，从我自己的孩子开始。现在正是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要把孩子们从家里“赶”出去，让他们到街上自己玩吧。（不过，当我打电话给他们时，他们最好还是赶快接听。）
放养孩子小贴士：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你正在阅读本书，很可能说明你希望从无休止的担忧中解脱出来，还孩子自由。我无法为你列出详细的时间表，甚至无法保证本书的内容对你（甚至是对我自己）有效，但请参考下面的“放养孩子”建议：
初级阶段：带着已到学龄的孩子一起过马路，但是不要牵着孩子的手，让孩子注意来往的车辆。
中级阶段：让孩子从6岁左右开始学习骑自行车，可以在你们生活的小区里骑几圈，一直骑到你的视线范围之外。（当然，一定要让孩子戴好头盔。）
高级阶段：开车把正在读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孩子跟小伙伴一起送到冰激凌店，给他们一些零用钱，让他们自己买爱吃的甜品，过半个小时再回来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