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母亲:不能承受的家庭之重
老母亲因脑梗再次住进医院时,我正焦虑地等在306医院的产房外。电话里二哥告诉我,这次病势凶险,老娘的半边身子动弹不得,说不出话来,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其他的兄弟姊妹都从各处往回赶。我心里一沉,家里分明做了最坏的打算。难道连老娘的最后一眼都要见不着了吗?
作为儿子,给予我生命的母亲在病危中,岂能不守在膝下;作为父亲,孩子即将呱呱坠地,岂能抽身离开。现实何其残酷!
父亲大约猜到了我的心思,在电话那头说,你安心在医院等着生孩子吧,不用记挂你娘,这里有老大老二;你来了也不顶什么用,万一见不着,这也是命,没办法。父亲再三嘱咐我不要回去,以免给我的小家庭带来不可逆转的矛盾。
我一遍一遍把买票回家的冲动打消下去,魂不守舍地在岳母的指令下在医院跑来跑去。在偶尔的空隙,老娘苍老龙钟、沉默温和的形象出现在眼前,越来越清晰。
(一)
父母生养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人,吃饭穿衣睡觉都像打仗一样。记忆中母亲整天没完没了地操劳。不管春夏秋冬,每天天未亮,总是第一个起床开门,烧水、泡衣服、煮饭、做菜、煮猪食、洗衣服等我们干完父亲安排好的早活,回家洗漱,拿起碗筷来只顾吃饭,这时母亲已挑着两大桶猪食到猪栏喂猪去了。
我们吃饱了,只顾把碗筷往灶上随意一放,各自散去街巷,找人聊天玩乐。母亲喂完猪食,又要到河边浆洗一家人的衣服,在晒衣杆上晾了,回家之后才就着菜碗里汤汤水水,把饭吃了。没等喘口气,又挑了尿桶去菜地浇菜。
若是在农忙双抢之时,早上还要晒谷。家务忙完了,还要赶紧下地,帮着抢收抢载。到了饭点回家做饭,母亲挑了一担满满的谷子马不停蹄往家里赶。
晚饭吃罢,我们只顾到村中热闹处去玩,乱窜了几圈回来一看,厨房一灯如豆,母亲还在噌噌噌”地斩猪草。好些时候,看见劳作了一天的母亲累得直不起腰来。
母亲从来没有跟我们抱怨过。菜被我们吃光了,她就把锅巴用开水泡了,滴几点酱油凑合吃。寒冬腊月,母亲冻得双手红肿开裂,仍旧一声不吭地操持家务。我们却连扫地挑水这样的小活也袖手旁观。邻家大婶闲话时常说,三再嫂,难为你了,养这个家真是不容易呀,换别人早受不了了。”母亲总是叹了口气说,这就是命呀。”
(二)
因为吃、穿、干活、上学等事情,我们兄弟姊妹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有时竟势同水火。
父亲只有一个法宝——皮鞭。母亲则忧心不已,我们之中常有人指责母亲偏心,不服不忿,母亲又不擅长说教,少不得暗暗垂泪。我八九岁的时候,吃了一顿父亲的皮鞭之后,负气出走。直到深夜被村人找回,才知道母亲竟然两顿没吃。我那时竟有种报复的快慰。
大约十一岁时,大姐暴毙夫家,尸体伤痕累累。我们雇了两辆拖拉机,拉着全村的男人去讨公道,无奈不如他们村人多势众,他们又在县里打点了关系,父母只得忍气吞声,看着大姐草草下葬。还得按住年轻气盛的大哥,怕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回家后,母亲号哭了好多天,直到喉咙嘶哑,发不出音来。往后的一年多,但凡想起大姐,母亲都哭泣不已,最后眼泪哭干,再也流不出来。
等我们这些儿女懂事了,知道父母不容易了,母亲已两鬓斑斑。而后我们陆续离开父母,上学的上学,务工的务工,出嫁的出嫁,娶妻的娶妻。往昔热闹的大家庭慢慢沉寂下来,唯有春节之时,儿女集中回到老家。
我每次春节回家,母亲总要在大门口用竹竿挂一挂鞭炮,点着了噼里啪啦”地迎我。第二天总是杀一只小母鸡,早早炖好了端到桌上给我吃。这时候,母亲一边用手在围裙上擦着,一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大快朵颐。母亲沉默寡言,与我们并无太多的话语,回家问问我吃住身体如何之后,便在一旁静静地听我们与别人聊天说话。
我在家里呆不住,串朋友同学,吃酒席大餐,七八天眨眼过去,提着包就往回赶。母亲四处打听谁去镇上,托人家用摩托车捎我去镇上车站坐车。走时,母亲又点一挂爆竹,把我送到村口,直到看不见摩托车。
(三)
等我在北京工作后,村里的老婶婶们对母亲说:三再嫂,你算熬出头来了,如今你四仔在首都工作,用不了多久就能接你去享福哩。”母亲腼腆地笑笑,他自己过得好就行,能给我几个钱用就好咯。”一辈子没去过大城市的母亲也期待来北京看上一眼,只是我工作的头几年一直没有安顿下来,不想让父母看到生活如此不堪。等稳定下来,父母的身体却垮了,未能成行,抱憾终生..
母亲查出冠心病之后,医生给出两个治疗方案,一是做心脏支架手术,母亲一听要七八万的手术费用,连连摇头,说自己是入土半截”的人了,临了临了拖累儿女。无论我们怎么劝解,她都态度坚决,不肯手术。我们只能采取保守治疗,让她服用稀释血栓的药。
其中有一种是进口药,乐安县城买不着,非得到省城南昌才能买到。一片十二粒,一百多块,价格不菲,这类贵的药医保是决不给报销的。母亲一直嫌费钱,断断续续地服着药,也没把心脏病放在心上。医生嘱咐母亲一不能劳累,二不能忧心;可要做到这两条又谈何容易?
父亲七十岁之后得了肺气肿,求医问药罔效。每到晚上便撕心裂肺地咳嗽,厅堂和房间的地面上布满斑斑点点的痰斑。天气一冷更甚,肺部像破败的风箱,任凭他张大嘴巴呼哧呼哧”,就是难以呼吸。经常要去郎中那儿打吊瓶,才能稍稍缓解。我们兄弟姊妹在外为各自的生计奔忙,只有母亲承担照顾父亲的重任。冬天父亲要用火笼烤火,灶膛里要烧柴火,母亲为此拖着老病的身体上山打柴。
母亲因为上山打柴,在沟里摔了一跤,心脏病发,一头栽倒在沟边。所幸沟里没水,被下山回来的堂哥及时发现,送到医院。
上苍垂怜,母亲总算抢救过来了。二姐和六妹在医院轮流照顾四十多天后,母亲终于能架着双拐下地走路了。这时母亲便吵着出院。然而回家照顾两个老人又成了大难题:各家有各家的事,谁能够撂下工作回家,全心照顾老人?即便雇人,在空荡荡的只剩老弱病残的农村,出钱也雇不着人。终是七弟气魄大,关闭了东莞的小厂,举家回村,在家整整照顾了父母两个月。母亲终于能丢掉双拐走路了,强打精神也能够烧火做饭了,她便着急催七弟赶紧回东莞。
那年除夕,女儿三个月大一点,我没回去,给家里打电话。家里冷冷清清的,只有父母两个,母亲接了电话,说话还有些含糊不清,大约嘴巴还有一些歪,让我好好带女儿,带着歉意说,她如今老了,身体不行了,不能帮我们带孩子了
(四)
又过了一年,我们带着小孩举家回去过春节,因为怕孩子受寒,我们都住在县城的岳父家。除夕那天,我一人回村跟父母过年,看着母亲颤颤巍巍地挂上爆竹,吃饭时颤颤巍巍地为我端上炖好的小母鸡。
晚上,我特意坐在灶边帮母亲填柴火,费力地拗着松枝,被烟熏得狼狈不堪。母亲放下锅铲走过来,眯着眼睛说,你城里人干不了这个了。”
我让出来,见她颤颤巍巍地坐在小凳子上,用粗糙臃肿的双手熟练地折着松枝往灶膛里送。泛红的火光中照着母亲皱纹深深的脸,我心里一阵酸楚。几十年前,同样泛红的火光中是一张年轻的脸。
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沉默温和,从不搬弄是非,这一生把自己的一切都榨干了。村里墓碑上对故去女人的评价,不过是含辛茹苦”,养育多少儿女”这寥寥数语。谁知这几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苦难和奉献,多少无私、沉重的爱。
我想,像我母亲这样的农村底层妇女比比皆是。她们是家庭的基石,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底座,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老了却无所依凭。我常常有一种冲动,专门请一段时间假回去照顾父母,或者把父母接过来照顾。可冷静下来却发现有心无力,工作前程、房贷压力、日常开销一旦没了收入,我自己的家庭很快会陷入困境。
我在兄弟姊妹中状况算好一点的,他们更艰难一些。父母生病时,我们七人只能倒换着去照顾,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其他兄弟姊妹少的,生活窘困的,老人只能祈求身体硬朗了,不然只怕只能自生自灭了。
更为悲催的,到我们这一代人,进了城里,便设法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幼儿园。为孩子上一个好小学咬紧牙关买学区房,为孩子将来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倾其所有送她出国留学。即便在农村,小孩到县城上高中后,做娘的通常辞工回家,专门去县城租下房子照顾小孩。也要像上一代人一样成为下一代的底座。支撑起家庭运转,继而支撑起社会运转。